一个惩罚说真话的社会，需要付更大的代价

徐顺佶

《立论》：如果鼓励说假话，

这个社会就会腐化

文/许子东



现代散文基本上是四个潮流，第一个方向是战斗的、批判的杂文匕首，鲁迅是最好的代表，讽刺或者骂人，非常辛辣。这个风格在鲁迅的杂文里体现得最好，后人很少能学。



鲁迅的文章确实经久耐读，他的很多格言都是通过杂文随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他说人生一是要生存，二是要温饱，三是要发展，然后还说：“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等，这些话当年对我的三观有很大的影响。



《立论》是很著名的一篇文章，讲一个小孩一百天，来了一个客人说他将来升官，大家很开心；第二个客人说他将来发财，大家感谢；第三个客人跑来说这个小孩将来要死的，当然被大家打了一顿。鲁迅发了一句感慨：说真话的要被打，说谎话的得好报，怎么办呢？这话非常深刻。古今中外，这个现象都存在着，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其实，鲁迅在这里偷换概念。因为鲁迅描述的是一个礼节问题。小孩将来要死的科学事实是不用说的，每个人都会死。如果碰到任何一个人都说“你会死”，是永远被人打的，虽然你说的是真理。就好像鲁迅说花是植物的生殖器，送枝玫瑰给人时，也不会有人喜欢听“送你一个生殖器”，虽然这是真理。鲁迅在这里偷换概念，他用礼节上的习惯来揭示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



礼节上的话，重要的不是真实，而是真诚。比如宁波人请客吃饭的话是:“小菜没有，白饭吃饱。”其实准备了一桌子菜，吃都吃不了。这是一个习惯，客人也不会觉得被骗。你要说我们虚伪，那日本人更虚伪，他们请吃饭怎么说?“什么也没有，请吃吧。”而西方人请你到家里吃饭，就会说我太太的手艺有多么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礼节，比如美国人一见面:“How are you？”中国人一见面，就问:“吃饭了没有？”日本人会问你是不是“元气”，你身体好不好？其实都只是say hello。鲁迅在这里偷换概念，他用的是一个世俗礼节的场景，在礼节层面上不讲真理，讲真诚，不讲客观事实，讲主观态度。



当然，礼节背后可能都有集体无意识。有人分析中国人老是讲“吃”，说明这个民族几千年的集体无意识是“民以食为天”。这当然是开玩笑，在人类历史上，中国人解决粮食问题的能力好过大部分同时期的其他民族，所以人口多。



但有些事是要真实的，比如牵扯到专业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意见。比如做老师、做医生、做公务员时，要打分、写病例、出报告，这就是专业意见。不能出于私人的原因而说假话。在这种时候，说假话是违背道德。一个社会如果鼓励说假话，这个社会就会腐化，容易出现砖纸，因为没人敢说真话。这才是鲁迅《立论》的立论，今天尤其不能忘却。



在社会上，要面对真实与利益，更多是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在专业意见和一般礼节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我们叫“社交”，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不管是面对面的交往，还是在Fb、微博、微信上，都会大量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个中间地带模棱两可，既要讲真实，又要顾人情，怎么办？



有一个观点叫“犬儒”(Cynic)，虽然知道，但不说。有点像季羡林说的“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没办法说所有的真话，但至少可以不说假话。还有一个意思：可以有观点，有锋芒，但说话不要太露，不要太得罪人。这和《立论》里的那个人差不多，说不了真话，但又不想说假话，最好的方法就还是今天天气哈哈哈。

顺便讲相关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体温表的寓言。一个体温表很老实，量出主人的体温太高，主人发火，把它摔断了。另一个体温表进化了，不仅能量体温，更能测量心情，可以根据主人的心情给出让人满意的温度。这样一个自动调节的体温表，暂时让人舒服，但其实非常危险。而这恰恰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



第二个故事是真实的。华东师大有个教授叫许杰，是文学研究会的老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可以找到他，茅盾编的《小说一集》选了他的小说《惨雾》。许杰先生在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排，后来又屏反。因为他和我父亲是同乡，所以我考研究生时去找他，问他借过书。



有一次我去他家，看到走出来一个人，大概有六七十岁，有点驼背，衣服也很破。他从许杰先生家出来，很深地吐了一口痰，用脚踩了踩就走了。其实那是许杰先生以前的学生。许杰先生被打成有派时，班上学生都得表态，有些学生沉默，有些学生揭发，也有一些学生写信说他是好的，不是由派。后来，一些写信的学生也被打成有牌。这个学生流放青海时二十岁，二十多年后好劫结束，他才被调回江南。可这个学生在二十多年里，已经结婚、离婚、劳改、坐牢，经历了无数的事情，变成了我当时看到的那个样子。



讲这两个故事，是希望大家记住，人还是应该说真话。在这个世界上，说真话常常要付出代价。但一个惩罚说真话的社会，则需要付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