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 深切的悲苦归根到底源自深切的爱

徐顺佶

俞平伯先生曾说《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越研究便越觉糊涂，是凡夫俗子们终究只能对之望洋兴叹的一部奇书。应当说，这话说得不算过分。围绕此书形成的“红学”，已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演变阶段：从“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阶级分析的红学”，今后恐怕还会出现更新的红学。

今人再谈《红楼梦》，也有再走索隐红学或考证红学老路的，也会引起一些人的关注或欣赏。这本来无妨。《红楼梦》是尽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读的，甚至把玩的。但这类研究，终究不能显示出这本小说在今天的生命力，也不会显示出今人今时读此书的价值，包括艺术上的价值和思想上的价值。

这两方面的价值，其实是同一种价值，即关系到对真理的探索。这个真理，就是对中国文化与社会命运的当代体认。这个任务在今日中国，是真切的任务。

西谚有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红楼梦》也是如此。不过，在“一千个读者”之间（而不是在红学家之间），就《红楼梦》展开一些讨论仍属必要，兴趣不是在学术上的、考证上的，也不是索隐上的，是要讨论该书对当代中国生活所具有的启发意义。笔者写此小文，是想在这后一种兴趣上提出一点管见，供有同样兴趣的读者讨论。

一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或称“命意”），争论从未停止过，鲁迅先生曾说：“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笔者主张，对于“命意”，应从作者自己在第一回中写的那首诗出发来思考。“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诗说得很分明：《红楼梦》是作者的一场大哭。对此，当无异议。不过，更重要的是：所哭，究竟为何？也就是问：“谁解其中味？”在这一点上，分歧便不可避免。

按照脂砚斋（也许可算得上最早的“红学家”）的看法，此书的另一个名称——《风月宝鉴》才点出了命意，即，一部《红楼梦》是为了“戒妄动风月之情”。这是“爱情致祸论”或“情场忏悔论”。但同一个脂砚斋，却又在智通寺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边上这样评论说：这是“一部书之总批”。这是又把对人世“进退之道”的提醒当成了全书命意之所在。总之，曹公之哭，无非忏悔。或忏悔误入爱情之魔障乃至不能承续家业、建立功名，或忏悔家族兴盛之时未曾预留退路。这样的看法，在笔者看来，都属于皮相之论，没有解得书中之味。

王国维对南唐后主李煜词作的评论，境界就高多了，他在《人间词话》中说：“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宋徽宗与李煜同是亡国之君，也同是诗人，同样在亡国之后写过充满悲怆的词作。王国维对之作了对比，盛赞李煜的词作超越了自家身世之戚的范围，仿佛释迦、基督，代全体人类担荷痛苦与罪恶。这样的赞语是否太过了？其实不过。一切伟大的悲剧作品，其境界与意义必定跳出作者个人遭际的范围，由感慨自身遭遇进而领悟悲剧的深刻根源，把这根源追寻到文化乃至人性中去。这是悲剧创作的真正动力。若把王国维对李煜的评价移到曹雪芹身上，是非常恰当的。但这种见解，持有者寥寥，不在“红学”的主流之内。

《红楼梦》之担荷中国古代社会以及中国文化命运之苦痛，实在是我们应当而且能够看到的。《红楼梦》之哭，非哭一家一族之衰落，哭的是中国文化的病症及其无以救治的命运。若云“忏悔”，乃是中国文化本身的深自忏悔。

偶然翻看一些旧的红学资料，读到民国时期有署名“侠人”者写的一段话，笔者以为很有见地，现录于此：“中国之社会，无一人而不苦者也。置身其间，日受其惨，往往躬受之而躬不能道之。今读《红楼梦》十二曲中，凡写一人，必具一人之苦处。梦寐者以为褒某人，贬某人，不知自著者大智大慧、大慈大悲之眼观之，直无一人而不可怜，无一事而不可叹。”单单这一段话，境界已超出旧红学、新红学，也超出阶级分析的红学。须知，主人与奴仆，同属苦人，都既可怜又可叹。奴仆与他们的主子分有着同样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奴仆之间的明争暗斗，其残酷程度也绝不亚于其主子之间的争斗。这种局面，不是阶级斗争理论所能涵盖的。书中对惑谗抄检大观园的描写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点。在这一事件中，大观园中两个党派的斗争趋于白热化，这两个党派的成员，有主有奴，而奴与奴之间的争斗非常激烈。当抄检到秋爽斋时，探春的一段话，说出了她所看出的家族败亡的命运：“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这是痛切之言，闻之惊心，说出了贾氏家族命运的悲剧性质——自杀自灭。

一个家族怎么会自杀自灭的呢？探春没有说出根由，也未必说得出来。整个贾府中，也就只有一个人心里明白，这个人就是宝玉。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家族命运的悲剧本质，惟宝玉才最真切地感受到、领会到，探春未达到这一点，所以还曾努力挽救。惜春也未达到，虽然慧根不浅，未临深渊，已自超离，其境界固属明哲一流，如王国维之所谓“超自然的”“神明的”。宝玉不然。宝玉热衷红尘，热爱生活，于中国文化，浸润甚深，无时不求此文化之种种美善之理想的实现，所以，其心常有挂碍，不如意处遂多，且为之而深痛。爱之深，即痛之切。于痛切之中，最能看清这文化的病症与罪孽所在，忏悔之心遂起。从一个精致的文化中生长出来的罪孽，是一种很难明白地把它说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必需整整一部《红楼梦》来说的缘故。这是《红楼梦》最深刻的地方。

在笔者看来，宝玉竟可算得上大观园中唯一的“思想家”了。观其行，听其言，无不具“思想家”气质，但在众俗眼中，自然属于疯傻一类了。他那个有名的妙论说道：“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对此言，若只当它是对男尊女卑观念的颠倒，也就想得太浅了。它实在是一个言简意赅的象征之语。在一个男人唱主角的社会里，宝玉此言就是直把社会本身判为“渣滓浊沫”了，这社会远离了天地精秀，远离了真理。而且，女子也只在未嫁之时（深居闺房，未入社会之时）才是清爽的，一旦嫁人，进入社会现实，自然入于男人一流，有时甚至比男人更可恶。若再想，这社会何以成为“渣滓浊沫”？真理何以泯灭？根源何在？就不得不追问到文化上去。社会之病症，若追本溯源，就总要追到文化精神的根基中去的。诚哉！王国维之判语：“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红楼梦〉评论·第三章》）

《红楼梦》的基本思想就是批判。不止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构成中国文化精神传统的儒、道、佛三家中，作者对儒道两家都没有了信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和政治理想在他看来都无法扶住将倾之大厦。宝玉之厌恶仕途经济，根由在此。以宝玉和惜春的最后的人生抉择来看，就是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入佛门。但佛门只是对无出路状况的彻底表达罢了。

从对于传统价值采取彻底的虚无主义态度这一点来看，曹雪芹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的尼采了。固然，他不像尼采那样张扬、奋进，没有关于“超人”的构想，但从他对本民族文化采取批判态度的彻底性上看，是与尼采一致的。这一点可从《红楼梦》所塑造的几个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以及全书对贾氏家族命运线索的安排来证明。

二

依笔者看来，除宝玉外，《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这样几个：凤姐、平儿、探春、迎春、宝钗。说他们这几个最重要，是从“文化命运的体现者”这个角度说的。

先说说凤姐和平儿。

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人物。她具有了如何其芳先生所谓“共名”之意义（见何作：《论〈红楼梦〉》）。在今日中国现实中，仍有不少人（未必一定是女性）是可以用“王熙凤”一名来称呼的。为人过于精明，是其一大特征。精明本非罪过，然一旦与权欲结合，必致狠毒。王熙凤之遭贬，也就理所当然了。然而，她也并非对自己的作为毫无反省。她曾私下跟平儿说过这样的心里话：“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头退步。”这是其智慧并未完全泯灭的表现。凤姐既在金陵十二钗之列，岂是一般凡庸之辈？其不同凡响、不让须眉的才干，更是在书中多有表现，尤以帮办可卿丧事、协理宁国府为最典型。如此明敏决断、威慑刁奴的女英雄，却终于在总理内政方面捉襟见肘，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事败命短的结局。如此结局，耐人寻味，不是用简单意义上的“恶有恶报”可以解释的。藏在太虚幻境的大橱里的判词是这样写凤姐的：“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末世之凤，悲剧已定。有才难弃，于是逞才而行，可惜既临末世，才干反倒成了祸源。权欲与精明的结合，其实正是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最大愚昧，信乎？

平儿是王熙凤的一把钥匙，这是李纨的说法，很是传神，就像现今的秘书或办公室主任是首长的一把钥匙一样。平儿的身份是“半个主子”，可以说代表了贾府中的一个重要的阶层。要做好这个阶层中的成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弄不好会引来杀身之祸。若做得成功，也能获取很高的地位。平儿在《红楼梦》中是一个全人，其行为品德无可挑剔，赢得了差不多所有《红楼梦》爱好者的一致赞誉。究其原因，无非三条，一是精明不让凤姐；二是角色意识清醒，安分守职（守住作为凤姐之婢的职责）；三是于聪明之外还有智慧，见识往往高于凤姐，她对弱者的同情与体恤也是凤姐所没有的，颇有可卿之风。有这样三条，就近乎完人了。所以她得以在大观园内残酷的争斗中自保，而且得到了很高的地位。我常想，作者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用意何在？大概的解释可以有两点：第一，借她反衬出王熙凤在聪明中的愚蠢；第二，平儿之“平”，有“中庸”之意。中庸之道，或可缓解家族退败之势？然而，它却只能在半个主子身上得到体现，只成了其个人的全身技巧，终究于世事无补。

现在来看探春。以探春之敏锐和志向，自然不会奉行中庸之道。她在凤姐生病期间受王夫人委托，暂理家政，立志革除素日所见之弊端，所行政策类似法家，承认利益驱动的作用，创立规则，树立信用（先拿王熙凤的弊政开刀），在大观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终究只能收一时之效果，并不能排除党派斗争，挽救整个家族的颓败之势。

至于迎春，则抱定宗旨只求个人的清闲自在，对党派斗争不闻不问，看似懦弱，实是超然的道家态度。她又于《太上感应篇》最感兴趣，在激烈的斗争正在身边发生之时，她照样“只和宝钗阅‘感应篇’故事，究竟连探春之语亦不曾闻得”，以致黛玉在一旁笑道：“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

法家、道家都不可能走出一条出路来，那么儒家有没有希望可以扶住将倾之大厦？我们可以来看看宝钗。

宝钗可说是大观园中儒家风范之代表。她尊敬长辈，友爱姐妹，宽待下人，温柔敦厚，处世有方，以致众人叹服。在探春治理荣国府期间，她充当了参谋的角色，为探春的法家措施补充以儒家的德政。第五十六回所谓“时宝钗小惠全大体”，说的就是她提出让得到承包机会的人拿赢利中一小部分散给未得承包的人。这是在利益分配上兼顾到了“社会主义原则”。然而，这一切终究无济于事。宝钗本人虽以其儒家风范与人情练达而获得“宝二奶奶”的地位，但其后来的结局却是凄冷寂寞，空做了逢火便化的“山中高士晶莹雪（薛）”。

在曹雪芹笔下的这些杰出女子中，惟宝钗是最具深度的一个形象，是最难捉摸清楚的人物。她可以算得上尽善尽美了吧？所谓“群芳之冠”，非她莫属。可是其城府之深，又令人生畏；随机应变之谲，则使人难以信赖。书中那个“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用到她身上，最是恰当不过的。笔者认为，宝钗是一个集美德和练达于一身的人物。或者说，她能使美德与事功高度融合。须知，在中国社会，这可是处世为人的极高境界。事功者，每每因事功而忘德行，事虽做成，在道德上却难以周全。遵守德行操守的人，又往往于建功立业上难以开展，只是徒然好人一个。宝钗却能两面俱到，其高明非同小可。照理，宝钗应是理想的人格，年轻人的楷模，可以匡时济世，拯救危难。然而，正是在她的这种人格之中，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弊端——人性的虚无化。人情练达达到了高超的境界，以致美德成为驭人事功之手段，其最后的结果，就是外热内冷。她有一种人工调制的药丸，称为“冷香丸”，其气味凉森森甜丝丝。这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宝钗之待人，确实很“香”，与之交往，如沐春风；但与此同时，她的心又是极“冷”的，冷到面对他人的苦难和悲惨无动于衷的程度。这大概就是所谓成大事者应具备的冷漠和坚强吧？不过，这毕竟让我们这些凡夫庸妇们感到可畏而心寒。更有象征意义的是，她的香并非生而有之，而是来自人为的药丸，与林黛玉的那种让宝玉闻之醉魂酥骨的天然幽香不是一回事。所以，“冷香丸”三字，字字有涵义，可以用来准确地概括她的人格特征。

据笔者看来，在曹雪芹成功地塑造出来的各个人物中，宝钗这一形象，寓意最深，所以，历来的《红楼梦》爱好者们对她的评价，分歧最大，真是“谁解其中味”呢？

三

《红楼梦》中诸多人物的命运，不是其个人的遭遇和结局，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写照。命由心造，心即是命。此处所言的“心”，是指“文化精神”。人物性格（国民性格）的根源是文化精神，不同的人物性格，是同一个文化精神传统的不同的侧面。它们彼此交织，即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读《红楼梦》，如此去读，或可解得作者荒唐言、辛酸泪的根由。

深切的悲苦归根到底源自深切的爱。曹雪芹在本民族的文化中浸润极深，他对这个文化的爱的程度，可从他的小说创作所展现出来的广博的学识和趣味中看得非常清楚。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他是以一种津津乐道的欣赏态度来渲染着我们民族的文化成就及其境界的。这种文化的精致程度，是足以让外国人叹为观止的。我们今天的中国读者读此书也很少会不为之感叹的。中国文化，无论是起居饮食，艺术审美，还是诗词歌赋，其雅致与微妙，曲折与深沉，在《红楼梦》一书中都得到了很生动的表现，这只可能出自一个文化大家的手笔。但正是这个文化大家，却对他如此热爱的文化采取了无情批判的态度。在此种文化的繁华富丽之中，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其中的荒谬与虚无。人性的被戕害，真情的被践踏，竟与这样高度的文明并行不悖！在晴雯的遭遇中，这一点被表现得最是触目惊心。所以，宝玉才写得出那么悲苦凄恻的《芙蓉女儿诔》，读之催人泪下。

无怪乎，此书曾名《风月宝鉴》。这面镜子有正反两面。贾瑞持镜，先依和尚之言而照反面，其中竟是一具可怖的骷髅！他不知道，只有坚持照这反面，才有得救生还之希望。但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恐怖，将之翻转，去照那正面，美貌诱人的凤姐正在其中向他招手，他情不自禁而入其中，终于在虚幻的欢乐之中送了性命。这又是一个极重要的象征，其意并非如表面看来的“戒妄动风月之情”。整部《红楼梦》也是一面这样的镜子。作者写贾氏大家族这个富贵繁华温柔之乡，是呈现了这面镜子的正面景象。在写正面景象的同时，作者又极细致极巧妙地勾勒出了一个可怖阴森的人间悲剧。所以，《红楼梦》是必须从两面来读的。粗心的或只看热闹的读者，是会被作者瞒过的。

《红楼梦》对于中国人的长久的魅力，即源于它的这种双重的叙事结构。这不仅是一个文学创作手法的问题，而是有深刻的思想隐含其中，需要我们反复体会。这种对本民族文化以文学的方式予以深入的解剖和批判，前无古人，后乏继者！更让我们感到一定程度上的悲哀的是，一部《红楼梦》，在问世以来二百五十年后的今天，居然对于中国的现实还具有深刻的揭示作用。其中的根本原因，不能不让我们想到中国文化精神仍然面对着的革故鼎新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