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器的从共识到边界组织是怎么样的呢？

林婉婷

      事实上，“基因重组”的说法，也见于官方对于包括不少校地共建孵化器在内的新型科研机构的解释。那么，校地共建就可以被解释为创业型大学与地方发展主义之间基于共识的一种有效合作形式，也即，双方基于协商后的共识以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后，再按照协议精神共同建设和演化。然而，不少研究却发现了种种现实实践与这种理想模式之间的“错配”( mismatch) 。大学的身份被发现对于入孵企业融入商业环境具有负面作用，大学孵化器在帮助企业提升市场能力和获取市场资源方面也存在着不足，甚至一些研究发现大学孵化器与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之间的功能重叠，可能导致其抵消技术转移办公室的功能，并造成资源浪费; 相应地，地方政府的支持虽然为孵化器提供了更充足的财政保障，但亦被发现其更擅长于提供物理空间和基础服务，而缺乏提供外部风险资本、商业咨询以及商业网络的能力，而我国地方政府更由于分税制与“锦标赛”体制等因素，导致其在孵化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关注更可能带来稳定回报的外资企业和地区传统优势产业的“使命偏移”( missiondrift) 。由此可见，仅仅止步于所谓制度基因的优势重组显然是不足以解释为何同质化的制度安排在组织绩效方面的巨大差异的。相较之下，对于所谓的制度基因是如何混合的过程恰恰是更加亟待我们去认识和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