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

童慧宗

《狂人日记》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个“狂人”的故事，他害怕所有人的眼光，总觉得人们想害他，想吃掉他。医生给他看病，让他“静养”，他便认为是让他养肥可以多吃肉。他记得大哥曾对他讲过“易子而食”“寝皮食肉”之事，然后想起“妹子”死时，大哥劝母亲不要哭，便认为妹子是被大哥吃了。“狂人”越反抗“吃人”，越被认为是“疯子”，当他完全失望于改造周围环境时，他也“痊愈”了，去某地当候补官了。小说中的“狂人”实际上是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周围都是被封建礼教侵蚀了灵魂的人，他所害怕和反抗的则是封建传统吃人的惯例。

《孔乙己》讲述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的悲剧遭遇。主人公孔乙己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他在科举制度毒害下，除了满口“之乎者也”之外，一无所能，穷途潦倒，成了人们取笑的资料。为生活所迫，他偶尔做些小偷小窃的事，终于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默默死去。小说通过对人物性格和遭遇的生动描写，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鞭挞了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

《阿Q正传》，阿Q，姓名籍贯不详，以做短工度日。阿Q自尊又自卑，对受居民尊敬的赵太爷和钱太爷独不崇奉，不是想自己“先前阔”，就是想“儿子会阔多了”，他总能在精神上获胜。被王胡揍了一顿，又被“假洋鬼子”打了一棍，想着“儿子打老子”便忘却了；调戏小尼姑便觉晦气全消。但这却勾起了他的欲望，尽管严守“男女之大防”，但又压不住自然的本能，就对吴妈叫着“我和你困觉”，被秀才的大竹杠打了一顿，阿Q的爱情梦被打破，随即生计又成问题，于是打定进城。回来时获得村里人一时的敬畏，但人们探听底细后又对他“敬而远之”。得知革命党进村，本是“深恶痛绝”，但一看举人和村里人都怕他们，便有些神往，然而阿Q却一直没弄懂革命，直到被抓、被杀。临死前的遗憾是画押的圈不圆。小说深刻地表现了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阿Q则是这种国民性弱点的集中表现。“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主要特征。

《社戏》所叙“我”的三次看戏。开篇用近三分之一篇幅写“我”在北京的两次看京戏，后用三分之二多的篇幅写“我”小时候在故乡去赵庄看一场社戏。两次看京戏都窝窝囊囊心绪极坏，而看社戏却是意趣盎然永生难忘。三场戏发生在两个地点：都市和乡村。有意味的是，三场戏都枯燥乏味，三场戏都没看到什么，看戏的“我”三次都中途告退，但作者的心情却截然相反。北京的两次看戏叙述中，透露的是一种沉重的压抑感。整篇小说的感情基调就是都市和乡村的对立，表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衷心向往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

《呐喊》的题材主要是针对“铁屋子”式的一直苟延到现代世界的古老中国。《狂人日记》对这个古老中国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得出了“传统吃人”的结论。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从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否定吃人的。在《狂人日记》中出现的几次“吃人”，其目的都是为了治病或是救命。特别是关于人肉可入药的问题，作者鲁迅并没有批判其“愚昧”。因为鲁迅认为即便它是有效的，就好像即便吃人、吃死人可以实实在在地救一时之疾病与饥饿，也绝不能这样做——因为它是对人性的败坏，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在一个人可以吃人的社会里，“难见真的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鲁迅将传统中国的罪恶上升到了戕害人类根本价值的高度而给予了最严厉的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启蒙和救亡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彼此的矛盾和冲突。所以，《狂人日记》的重心在价值理性所连接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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