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徐顺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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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任何略微有些重要性的东西都必须登上被大众媒体照耀得让人无可忍受的舞台，与福楼拜的意愿相反，这些大众媒体使作品消失在它的作者的形象后面。在这种没有人可以完全逃避的处境下，福楼拜的观察让我觉得几乎是一种警告：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它可能被视为他的行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场的附庸。



而小说家绝非任何人的代言人。当托尔斯泰写下《安娜·卡列宁娜》初稿的时候，安娜是一个非常不可爱的女人，她悲剧性的结局是应该的，是她应得的下场。而小说的最后定稿则大不相同，但我不认为托尔斯泰在其间改变了他的道德观，我觉得在写作过程中，托尔斯泰聆听了一种与他个人的道德信念不同的声音。



他聆听了我愿意称之为小说的智慧的东西。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一高于个人的智慧，因此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聪明一些。那些比他们的作品更聪明的小说家应该改行。



但这一智慧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小说？有一句精彩的犹太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受到这一格言的启发，我总爱想象弗朗索瓦·拉伯雷有一天听到上帝的笑声，就这样孕育出第一部伟大的欧洲小说的想法。我喜欢想象小说的艺术是作为上帝笑声的回声而来到这世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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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什么上帝看到思考的人会笑？那是因为人在思考，却又抓不住真理。因为人越思考，一个人的思想就越跟另一个人的思想相隔万里。还有最后一点，那就是人永远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



早在现代的黎明时期，在刚刚从中世纪走出的人身上，人的这一根本处境就显示出来了：堂吉诃德思考，桑丘也思考，然而不但世界的真理，而且连他们自己自我的真理也找不到。最早的欧洲小说家看到并抓住了人的这一新处境，并在这一新处境之上建立起新的艺术，即小说的艺术。



弗朗索瓦·拉伯雷发明了许多新词，这些新词后来都进入了法语以及其他语言，但其中有一个词被遗忘了，令人遗憾。就是agélaste这个词；它是从希腊语来的，意思是：不会笑的人，没有幽默感的人。拉伯雷厌恶那些不会笑、没有幽默感的人。他怕他们。他抱怨说那些人那么“充满恶意地反对他”，使他差一点停止写作，而且永远搁笔。



在小说家与不会笑、没有幽默感的人之间是不可能有和平的。那些人从未听到过上帝的笑声，坚信真理是清晰的，认为所有人都必须想同样的事情，而且他们本人完全就是他们所想的那样。但是，正是在失去对真理的确信以及与他人的一致情况下，人才成为个体。小说是个体的想象天堂。



在这一领地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掌握真理，既非安娜，也非卡列宁，但所有人都有被理解的权利，不管是安娜，还是卡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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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的第三卷中，欧洲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小说人物巴奴日一直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他是否应该结婚？他向医生、卜者、教授、诗人、哲学家请教，那些人一个个向他引述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



但听了这些占据了整卷书的庞大渊博的研究之后，巴奴日还是不知道他是否应该结婚。我们这些读者也不知道。不过，我们从各个可能的角度探讨了这位不知道是否应该结婚的人物既可笑又基本的处境。



所以，拉伯雷的渊博虽然无以复加，但跟笛卡尔的渊博意义不同。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不同。小说并非诞生于理论精神，而是诞生于幽默精神。欧洲的失败之一就是从来都没有理解最欧洲化的艺术——小说；既没有理解它的精神，又没有理解它巨大知识与发现，也没有理解它的历史的自主性。



从上帝的笑声中获得灵感的艺术从实质上看不从属于意识形态的确定性，而是与这种确定性相矛盾。像帕涅罗珀一样，小说家在夜里拆掉那些神学家、哲学家和学者在前一天编成的织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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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喜欢说十八世纪的坏话，甚至有了这样的成见：俄国极权制度造成的不幸是欧洲的作为，其罪魁尤其是启蒙时代无神论的理性主义，因为他信仰理性万能。我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跟那些认为伏尔泰应该对古拉格负责的人争论。



但是我觉得我有能力说：十八世纪不光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的世纪，而且（尤其是！）菲尔丁、斯特恩、歌德和拉克洛的世纪。



在所有那个时代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说。



斯特恩是从项狄被他母亲怀上的那个晚上讲起的，可他刚刚开始讲这件事，马上就有另一个想法吸引他了，而这一想法，通过自由的联想，又引出另一段思考，然后又是另一段轶闻趣事，以至于一个离题接着另一个离题，而作为书的主人公的项狄在足足一百来页中被遗忘了。这一组织小说的奇特方式可能会被看作只是一种简单的形式游戏。



然而，在艺术中，形式从来都不仅仅是形式。每一部小说，不管怎样，都对一个问题作出回答：人的存在是什么，他的诗性在哪里？跟斯特恩同时代的人，比如菲尔丁，主要是体味行动与冒险的非凡魅力。暗藏在斯特恩小说里的答案则不同：诗性，照斯特恩的看法，并不存在于行动中，而存在于行动的中止中。



很可能，在这里，小说与哲学间接地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对话。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建立在莱布尼茨那句著名的话上：nihil est sine ratione。即没有一件事物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被这一信念鼓舞的科学带着热情审视一切事物的“为什么”，以至于一切存在似乎都是可以解释的，也就是可以计量的。



一个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人会放弃没有原因与目标的每一个行为。所有的传记都是这么写出来的。生活好像是一系列原因、结果、失败与成功的明亮轨迹，而人，用急迫的眼光紧紧盯着他行为的因果之链，更加快了他的疯狂之旅，奔向死亡。



面对这一将世界简化为一系列因果关系的事件的做法，斯特恩的小说仅凭它的形式，就向人们表明：诗性并非在行动之中，而在行动停止之处；在因与果之间的桥梁被打断之处，在思想于一种温柔、闲适的自由中漫游之处。



斯特恩的小说告诉人们，存在的诗性在离题中。它在不可计量中。它超越于因果关系之上。它是sine ratione，也就是没有理由的。它超越于莱布尼茨的那句话之上。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世纪的精神不能仅仅依据它的思想，它的理论概念，而不去考虑它的艺术，尤其是它的小说。十九世纪发明了火车，黑格尔确信他把握住了普遍历史的精神本质。福楼拜则发现了愚蠢。我敢说，这才是那个因它的科学理性而无比自豪的世纪最伟大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