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三十首 下

周聪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无复见前贤。
纵横自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
窘步相仍：窘步，迈步迫促。相仍，相沿袭。这里指以诗唱和酬答时次韵诗受到别人诗韵脚的束缚，不能自由表抒己意。古人有用诗歌相互酬答唱和的传统。起初，和诗时只要和意即可，和诗的体式、韵脚都不用顾虑。但是后来，却发展为和诗必须用所和之诗的韵，这称为和韵。和韵有同韵与次韵之分，同韵，是韵同而前后次序不同；次韵，是韵同且前后次序也相同。这种方法源于元白，皮日修、陆龟蒙也这样写，到了宋代苏轼、黄庭坚后，和韵次韵盛行，成为诗的一种体式。
这首诗是批评诗歌酬唱中的和韵风气。由于这种次韵酬唱的诗往往受到原诗韵脚的拘束和词义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心迹，反要俯仰随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问对这种诗风给予了辛辣讽刺，指出其“亦可怜”。要求诗人应该象庾信那样“纵横自有凌云笔”，大胆自由抒发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随在别人后面的亦步亦趋的可怜虫。
第二十二首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这首诗是对求奇追险诗风及其流弊的批评。苏轼、黄庭坚是北宋影响巨大的著名诗人，两人的诗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苏轼的诗歌气象宏阔，铺叙宛转，意境恣逸，笔力矫健，常富理趣，但苏诗散文化、议论化倾向明显。苏轼有满腹才学，难免在诗中卖弄，以出新意。黄庭坚作诗则力求新奇，选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险韵，做硬语，诗风生新瘦硬峭拔，善于出奇制胜。他所用“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学为诗”的倾向。苏、黄两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对传统有所发展变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因此元好问承认了他们在诗歌上的成就“只知诗到苏黄尽”和影响力（“一波才动万波随”）。但是另一方面，苏黄的后学者却往往没有苏黄的才力，未得其长，先得其短，容易出现一味崇尚奇险、堆砌生典、搜罗怪异形象，语言生硬晦涩、词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批评了苏、黄诗歌缺点所造成的不良风气，同时，这也反映了元好问崇尚自然、雅正，反对险怪、雕琢的诗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
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虚荒，虚假荒谬。小说，无足轻重之说。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这首诗是嘲讽秦观的诗风。秦观是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诗词风格柔弱纤丽，修辞精巧，元好问称是“女郎诗”，露讥讽之意。这表明元好问崇尚的是象韩愈那样雄浑刚健的风骨之美。
但是元好问的这种倾向性鲜明的审美观点过于绝对化，文学艺术可以也应当有多元的审美风格。刚健雄浑固然可贵，婉约秀丽也有娱人之美。在诗歌风格上，应当允许审美主体各有其好。不过作为生长在北方，仕于金王朝的诗人元好问来说，倾心于诗歌的雄浑苍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第二十五首
乱后玄都失古基，看花诗在只堪悲。
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春风怨兔葵。
《戏赠看花诸君子》：刘禹锡此诗，通过人们在长安一所道观――玄都观看花这一生活琐事，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这首诗表面上看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实质上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千树桃花，喻十年来由于投机而在政治上得意的新贵；看花人，喻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中赶热闹看桃花一样。最后一句指出，这些权贵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这首诗中的轻蔑和讽刺是辛辣的，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涉讥刺”，《新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讥忿”。
《再游玄都观》这首诗是上一首的续篇。从表面上看，它只写玄都观中桃花盛衰存亡，实际上是旧事重提，象权贵挑战。桃花比新贵，种桃道士指打击革新运动的当权者。但是他们已经“树倒猢狲散”了，而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真是世事难料。诗人表现了不屈和乐观。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新唐书·刘禹锡传》未引诗歌，却引出序中兔葵、燕麦等语尤为不满。
这首诗是批评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二诗及诗歌的怨刺问题。元好问论诗，主张温柔敦厚，明确反对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众多的诗文禁忌中，就有“无狡讦”、“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等形式戒条。他认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也应该“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杨叔能小亨集引》）。
在这首诗中，元好问实际上是继承前人的观点，批评《再游玄都观》及其诗序的怨刺失度。元好问认为，如果说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是戏赠之作，尚无伤大雅，但《再游玄都观》一诗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诗序中所谓“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有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将所有当权者斥为兔葵、燕麦，打击面太大，贬损太过，不免流于刻薄。前两句概括刘禹锡创作《再游玄都观》的背景，“乱后”指刘禹锡被贬十四年间皇权迭变、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动乱时局， “失故基”指刘禹锡诗前小序所说“荡然无复一树”的衰败景象，看花诗指《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这两句诗认为当时一切只值得悲伤，不应该再出怨刺之语。后两句是全诗的关键，“刘郎”一句，借用刘诗“前度刘郎今又来”之语，说刘禹锡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游玄都观》诗序为批评重点。“枉”是“错”的意思，与“枉著书生待鲁连”（《论诗三十首》）的“枉”字同意。两句连在一起，是说刘禹锡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却错将所有人都指斥为东风中的兔葵、燕麦一类，加以嘲讽。可见，这首诗着重批评《再游玄都观》尤其是诗序的怨刺失当。
第二十六首
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
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
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张、晁成就不大。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
第二十七首
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
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
这首诗回顾了宋诗的发展，批评苏黄后学抛弃欧、梅关注现实、平易自然的诗风。宋太祖到仁宗（960－1063）约100年时间里，文坛上总的倾向是承袭晚唐余风，内容单薄，文风华靡。尤以取法李商隐的西昆体缺乏李诗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专门模仿李诗的艺术外貌，只注重音节铿锵，辞采精丽，又喜用典故，力图表现才学工力。这种诗风一直到北宋中的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从理论到实践上继韩柳提倡古文进行诗文革新才得以扭转。因此元好问称“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指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诗人（其诗歌成就及流弊参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为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于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门人亦讳言是其门人，所以元好问说“讳学金陵犹有说”。但是苏黄后学、江西诗派不注重思想内容，一味求奇求变，连欧阳修、梅尧臣都废而不学，元好问责问批评了这种风气。
第二十八首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
这首诗评论江西诗派。宋人是推崇学习杜甫的，而李商隐的能得杜甫遗意，学杜要先学李商隐，宋人早具有此说法。在元好问看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虽然标榜学杜，但并未抓住杜诗的真髓，而专在文字、对偶、典故、音韵等形式上模拟因袭，结果既未学到杜诗的古朴风雅得真谛，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隐的精美纯厚的风格。因此他明确表示，不愿与江西诗派为伍，不愿拾江西诗派的牙唾。
但是，这里元好问对于黄庭坚的态度怎样呢，关键是“宁”字的理解。教材P285注释57解释为“岂能”。也有不同理解，下面介绍一下周振甫、冀勤编注钱钟书《谈艺录》的《〈谈艺录〉读本》中“鉴赏论第七”：
《谈艺录》（七）元好问论黄庭坚诗解：遗山诗中“宁”字，乃“宁可”之意，非“岂肯”之意。如作“岂肯”解，则“难将”也，“全失”也，“宁下”也，“未作”也，四句皆反对之词，偏面复出，索然无味。作“宁可”解，适在第三句，起承而转，将合先开，欲收故纵，神采始出。其意若曰：“涪翁虽难亲少陵之古雅，全失玉溪之精纯，然较之其门下江西派作者，则吾宁推涪翁，而未屑为江西派也”：是欲抬山谷高出于其弟子。然则江西派究何如。乃紧接下一绝曰：“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盖举后山以概其余西江诗人，此外比诸郐下，不须品题。遂系以自述一首，而《论诗绝句》终焉。《遗山集》中于东坡颇推崇，《杜诗学引》称述其父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而《论诗绝句》伤严寡恩如彼，倘亦春秋备责贤者之意。遗山所深恶痛绝，则为江西派，合之《中州集自题》绝句，更彰彰可见。（153页）
《〈谈艺录〉读本》注解：这一则讲元好问《论诗》中论黄庭坚的诗：“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钱先生先抓住“宁”字来讲，认为是“宁可”的“宁”，即宁可向黄庭坚拜倒，不作江西诗派中人。即把黄庭坚突出于江言诗派以外，认为黄庭坚还是可取的。虽然黄庭坚的诗不如杜甫诗的古雅，全失李商隐诗的精纯，但还是好的。元好问为什么要向黄庭坚下拜，在《论诗》里没有说。《论诗》说的“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称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为“新”。但黄庭坚论诗并不主张“新”，因此这跟黄庭坚无关。又说：“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这是批评陈师道作诗时，闭门苦思。即把陈师道代表江西诗派，贬低陈师道即贬低江西诗派。钱先生又引元好问《杜诗学引》称“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朱弁《风月堂诗话》：“山谷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浑成地步。”元好问“宁下涪翁拜”，可能就为了这点。所以他的诗里就称杜甫的古雅，李商隐的精纯，认为黄庭坚都不及。虽不及，但他“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混成地步”，所用的工夫还是好的，所以还推重他吧。
第二十九首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这首诗是批评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陈师道。陈师道的作诗方式是“闭门觅句”式的苦吟，着意于锤炼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的名句，意象清新，浑然天成，写出了盎然春意。元好问崇尚自然天成的诗歌，反对雕琢粉饰，因此这里称赞谢灵运的这个名句万古常新，进而讽刺陈师道闭门觅句，只是徒然浪费精神，写不出什么好作品。
第三十首
撼树蜉蝣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
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校短长？
这首诗是《论诗三十首》的最后一首，也是结束语。他自谦自己像蚍蜉撼树一样不自量力，只是书生一时技痒爱议论罢了。元好问在这组诗中基本按时间顺序评论了自汉魏到宋代的许多著名的诗人和诗歌流派，针砭时弊，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对后世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