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港伟方：改性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王竹霖

　经过真空、加压浸渍处理，以及干燥和固化，一块4-5年速生而成的桉木就可以“变”成一块“红木”?至少从密度、硬度、颜色和纹理上看，它与珍稀而昂贵的红木相差无多。那么如何将之实现?如何将之应用于规模化的生产?你是否愿意为这样的产品埋单?什么样的价格可谓合理?

　　这些问题在雷得定和周雄志的心里已经琢磨许久。从2007年开始，他们共同经营的永港伟方(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永港伟方)着手孵化改性木材规模化生产项目，也就是将“实木改性”技术从小规模的试验转投到大规模生产之中。这些经过技术改性的材料被木材领域的专家称为“改性木”。经过4年多时间的技术研发和市场调研，按计划，2012年内永港伟方将投入生产“改性木”。

　　实木改性

　　事实上，“实木改性”技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即便在中国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由于人们对木材改性技术缺乏了解，改性木材一直处在小规模生产阶段，目前国内还没有企业宣布推进改性木材规模化生产。

　　这其中的原因更多的来自于企业成本的考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一位专家这样告诉《中国企业家》：“如果现在有企业愿意投入资金做这件事，将会有两个结果——失败了，前期的投入就打水漂;成功了，你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甚至推动整个木材行业的变革，成为木材改性领域中的标杆企业，也会推动国家对改性木材的界定和相关法律规范的制定。但在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一定是最赚钱的人。现在中国木材改性技术面临一个悖论，企业都看好这项技术，但是不愿意冒险和投入，因为这要强大的资金支持。”

　　也就是说，将“实木改性”技术应用于批量化生产的风险显而易见，而在国内人造板发展迅速，可以替代木材使用，以及仍可以从国外进口到优质木材的情况下，“企业还是会把改性木材作为技术储备来参与，而不会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一位国内木地板生产企业的销售人员如是说。

　　即便如此，雷得定的决心却已经定下，正如他10年前从中国林科院木材研究所副所长的位子上辞职创业时那样坚定。

　　其实对于雷得定来说，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

　　科学家做实业

　　2001年初，雷得定向研究所打了辞职报告，这个报告直到12月26日，才获得批准。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林科院)辞职下海时，他39岁。这个在体制内浸染了18年的技术派，被自己丢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

　　在此之前，他从中国林科院的工学硕士，到历任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林科院林业工程设计所副所长，木材工业国家工程中心中试基地主任，木材所木材干燥与木制品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身份一直是科学家和专家。站在国家级的专业高度，朝着精深方向搞研究，对行业内的生产企业进行指导和评估。“走到哪里别人都对你恭恭敬敬。”但是一旦离开了体制给予的身份和头衔，这份恭敬是否还能保留为尊重，雷得定当时并不确定。

　　在林科院期间，雷是主管一方的负责人，但体制内思路所追求的并非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这对于雷得定来说颇感拧巴，“有很多想法，很多想做的尝试没有办法做，因为追求的不是做企业的目标。”这种拧巴让雷困惑，他始终希望通过自己研发的技术最终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不仅仅停留在技术本身。

　　创业初期的困难显而易见，成立时公司注册资金只有50万人民币，从老总到跑腿雷得定一个人全搞定。没有研究场所，自己家的阳台就被他用来做实验。实在没有经费的时候，他甚至一度靠替人写论文，写行业报告换取稿费来支撑自己的公司。同学聚会，问及他的现状，总有人半开玩笑地称其正在搞一个“皮包公司”。

　　“很多人都跟我说，你来我们这吧，给你个什么职位，给你多少薪水。”雷得定却并不想要，“我要的是一个能让我做主的公司，能让我贯彻我的想法和理念的公司。”

　　雷得定大着胆子给了自己一个5年的期限，“如果不成功再去打工。”当时间到了十年后的今天，雷得定才恍然感到后怕，“当时年轻气盛，信仰占了上风，如果现在让我重来一次，我未必有这个勇气。”

　　2002年5月，伴随着中国环保标准的出台和颁布，雷得定预见到中国林产工业的环保技术将有巨大发展空间。但要做这件事，雷需要钱，当时他自己已经无力支持。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研究生时期同在北京林业大学上课的同学周雄志。

　　周与雷在毕业后的轨迹完全不同，他先后在深圳光大木材工业有限公司、光大(柬埔寨)木业有限公司、安庆曼图林业有限公司任职，跟着所属公司的不同项目，脚步踏遍了诸多丛林，累积了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同时也比当时一穷二白的雷得定多了一些“闲钱”。

　　雷当时向周借15万元钱，而后者则半开玩笑地提出了入股。“当时只是一个玩笑，借给他钱是因为知道他的为人。”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始了合作。

　　雷的身上有着“做技术”的人挥之不去的气息，严谨踏实细致，在整个永港伟方，这位创始人兼董事长的主要工作，更多地集中在技术的研发和技术团队的带领上，从创始至今，他都牢牢地把握着研发，“这是我擅长的，我不擅长的部分交给周总。”

　　最开始，雷得定看中的是解决人造板生产过程环保、成本、功能等问题，永港伟方在行业内最先提出了“助剂”的概念。在人造板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以甲醛和尿素为主要原料制造的脲醛胶，在人造板生产过程和使用过程中会释放甲醛，过量的甲醛释放能引起致癌。永港伟方研制的“助剂”，能减少甲醛的含量，让人造板的生产更健康环保。

　　最初雷得定卖技术，也就是将助剂的配方卖给企业，帮企业调试最合适的比例。但这样做的坏处是，他几乎难以收回剩余50%的尾款。

　　“2003年我和雷总一起下过一次工厂，亲历了雷总去工厂找问题，做技术服务，艰难收款的过程，我被雷总的耐力深深震撼到了，”周雄志说，“在中国做技术方案转让很难，客户会说你的一纸技术转让方案就想拿走我几万块钱!当时我和雷总商量要转型做产品，这种‘辛苦钱’赚不长远。”

　　2004年正式注册成立的永港伟方开始生产解决人造板生产过程中甲醛挥发问题的“助剂”，逐步从技术授权向技术服务提供商转变。永港伟方采取技术免费、产品收费的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环保E0/E1级人造板生产技术，生产销售人造板高效复合助剂、功能性人造板助剂(防水防潮、抗菌、阻燃等)等系列产品。

　　“助剂”帮助永港伟方打开了市场。2004年，永港伟方一年营业额几百万，公司团队也由雷周2人发展到6个人。此时，公司如何突破小作坊式的生产，实行公司规范化运营，就成了公司最大的难题。

　　逐步脱离“皮包公司”阴影的永港伟方，此时最急迫的任务是找到既懂木材又懂公司管理的合作人。雷是技术出身，又不可避免带有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理想主义，公司经营管理是他的软肋。此时他想到了当时公司唯一的“股东”——好友周雄志。

　　“首先我和我的团队都懂改性技术，知道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其次永港伟方经过十年的发展，年营业额已经过亿，2009年实现营业额9000万元，2010年1.39亿元，且保持40%的年复合增长率，(www.cn08.net)永港伟方有能力将改性木材规模化。而且从长远来看，改性技术对中国木材资源的整合及环境保护的意义重大，即使有风险，方向对了，只要专注和坚持，我坚信我们会成功。”雷说。现在，市场上每10张纤维板中，就有3张应用了永港伟方的技术和“助剂”。

　　既懂木材又懂公司管理的合作人周雄志作为永港伟方总经理，承担企业管理和运营的工作。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永港伟方逐渐走上公司化运营。2007年永港伟方实行股改，公司股东由雷、周二人扩展到40多人。

　　成绩另一面是永港伟方在提供人造板技术解决方案方向的市场空间是，还有“7张板”的距离。同时，由于近几年人造板原材料价格及工人工资的上涨，中国50%的人造板生产企业都战略性停产。“2012年永港伟方推进改性木材规模化生产也是对自身业务的突破，”雷说。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做改性木材规模化生产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永港伟方有深厚的科研背景，也具备了一定的资金基础。但在人们还没有普遍认同改性木材的背景下，开拓市场，培训消费者需求，是个既考验技术又考验资金的“苦差事”，现在还不愿意接受风投投入的永港伟方真的准备好了吗?

　　十几年来，改性木材的规模化生产一直是科研工作的美好愿景。但在目前来看，消费者是否埋单并不直接影响着“改性木”的批量化生产进度，如何将改性木材和其制品大批量地推到市场，让消费者有机会全面接触和体验改性木材产品的性能，进而像当初接受人造板那样接受改性木材，才是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负责木材改性技术和企业接洽的吴教授对记者说：“用改性木材做出家具样本不难，改性木材生产和推广的瓶颈是企业如何做出一条产品线，如何让改性木材生产规模化。由于木材的生物性，在木材改性时会面临环保和木材材质均匀性的问题，这就要求企业能接受木材改性过程中出现的颜色、材质不均匀等问题带来的亏损。在国外做改性木材，更多的是政府行为。”20年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一位教授就开始和天津的一个企业合作木材改性，由于企业接受不了批量生产的改性木材中有一些材质不均匀的木材，合作最后不了了之。

　　而另一个潜在的风险则是，“改性木”在外行看来更像是以假乱真的噱头。这些外形与红木、柚木、紫檀木类似的木材，其售价只有真品的40%-70%。长期从事家具生意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在广东广西已经有了经销商将改性的桉木家具当成红木家在市场上销售。由于一些经销商不和消费者签订要标明家具树种的购销合同，一般的消费者看不出其中的“猫腻”。

　　因此，这也要求永港伟方在进行大规模产品生产的同时，进行改性木材概念的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此类产品的存在，周雄志说：“为了避免以假乱真的违法行为的出现，我们生产的改性木材在销售的过程中会在购销合同中明确标明木材的树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