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翻译或能破解翻译之困

何航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余热未消，不断引发人们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热议。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曾说：“质量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而翻译无疑是实现文学价值跨越语言藩篱，进入更广阔的话语系统的关键渠道。诺奖委员会对莫言作品的评判离不开翻译，我们对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的认识也首先经由翻译成为可能。然而，近年来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们，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恰恰是翻译质量不过关。如何有效消除翻译短板给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来的困扰，翻译的主体亦即“谁来译”问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认为，翻译从来都是从外语译入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中国学者潘文国则反驳称，汉籍外译不是外国人的专利。这里涉及的其实是直接翻译和逆向翻译的区别。所谓直接翻译，是指从外语翻译到母语和惯用语，逆向翻译则是从母语到外语的翻译。一般说来，直接翻译的最大障碍是精准理解原文，表达的难度相对降低；逆向翻译时理解的压力相对较小，棘手之处在于如何让译文符合译语的规范。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应当由中国译者译出还是外国译者译入？学术界对此看法不尽相同。笔者认为，独立的直接翻译和逆向翻译都存在明显局限性。
理解是文学翻译的前提和基础，表达是理解后的产出。倘若译文语言“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似通非通、诘屈聱牙（金圣华语）”，翻译显然是失败的。翻译的表达效果与译语的写作能力是不可分割的。理想的双语译者无论母语、惯用语还是外语，理解与表达的能力应该旗鼓相当。然而，一个人很难真正精通两种语言，母语强过外语是多数译者的常态和无法回避的现实。
诸如《诗经》、《楚辞》、《乐府诗集》之类的文学汉典，无一不是语言艺术的集大成者。如何将这些典籍背后的文学效果和感染力再现到译作中，对译者的语言功力和审美触觉都有较高要求。本土译者青少年时期大多在国内接受外语教育，尽管外语能力在国人中较为出色，但对文字节奏不敏感。此外，词汇量有限、受中文句法和表达习惯束缚等先天不足也是中国本土译者的普遍症结。除了语言，逆向文学典籍翻译还要面对文化上的障碍。国内译者虽以英语为目标语言，但却离不开汉语的文化参照系。如果对目标国家的文化语境不够了解，就谈不上使译文同目标文化对接并融入对方话语体系。近年来，海内外媒体对国内输出的文学翻译作品在西方语境里遭遇尴尬常有报道，而国内出版的各种文学典籍外译图书，实际读者群往往是国内广大的外语学习者，至于是否走出国门、反响如何，反倒乏人关心了。
那么，是否以外语为母语的译者进行的直接翻译就没有问题呢？事实上，这些译者对译语的语言文化具有天生的领悟和敏感性，更清楚目标读者的兴趣和需要，也更知道如何精妙表达。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们的译文，就会发现读懂中国文学典籍对他们而言并非易事。汉语非母语的译者与中国文学作品之间有天然隔膜，一些杰出汉学家都无法避免理解中的基本错误，今日世界又有哪一位汉语非母语的译者敢说能够进入中国文学典籍的底里？
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战斗”总免不了势单力薄，为切实提高作品外译的质量，并肩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翻译是一种值得鼓励的模式。纵览中国典籍翻译史，合作翻译的例子并不鲜见。早在佛经翻译时期，便有“口授”与“笔受”的分工；明清时期，“西译中述”模式的历史意义也为学界公认。进入当代，合作翻译文学汉典的例子首推外文出版社发行的英译四大名著。资深法语翻译家唐龙曾一语道破合作翻译的重要性：“中国文学作品，如果没有外国改稿员的配合，我根本不敢译，我翻译好以后，都是让法国的改稿员看。”
输出的译本不转化为读者案头的阅读对象是毫无意义的，文学作品外译的根本目的是让中国文化走近海外读者。中外合作翻译模式整合了双方的语言文化优势，有助于克服独立翻译时的障碍，提高译本的目标语兼容性，有助于让中国文学译本走进西方主流文化，让西方读者了解我们的文化常规与思维方式。